普度网络沈阳考古六十年成就揭秘 - Powered by Discuz!NT Archiver

释普度 - 2008-11-30 7:47:0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案头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翰墨犹香。记者了解到，这既是他们纪念沈阳解放60周年的一份厚礼，又是沈阳解放以来，沈阳考古领域的第一部典籍著作。分为“出土文物卷”、“报告卷”两部分的《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图片、洋洋洒洒将近百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展示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展开了一幅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光辉历程的璀璨长卷——

　　长卷之新石器时代

　　七千多年前祖先“新乐人”

　　沈阳考古实践证明，“新乐文化”，是沈阳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该遗址最早发现于新乐电工厂宿舍而得名。

　　经过考古发掘，共发现40余座“新乐遗址”下层房址，均分布在东西长600余米、南北宽50米至80余米的狭长地带内。其中，3座大型房址面积均在100平方米左右，呈不规则“品”字形排列，居于遗址中心部位。周围排列不少小房址。这些房址均为半地穴式。

　　据发掘报告记载，“新乐遗址”下层出土文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大口小平底深腹罐为主，另有簸箕形斜口器、高足钵、碗等。陶器表面，大多饰压“之”字纹、弦纹，其次饰压篦点纹、锥刺纹等等。除了陶器、石器之外，还出土了煤精制品，串珠、斧等玉器，还发现了一件炭化的鸟形木雕制品。

　　经专家认定，“新乐遗址”是一处定居的原始聚落。经14C测定，“新乐遗址”距今7000余年。

　　长卷之青铜时代

　　四千多年前“高台山文化”

　　据《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沈阳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发现。沈阳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早期主要有“高台山文化”。

　　高台山位于新民城北7.5公里处，由西高台、腰高台、东高台3座小山组成。在腰高台山南坡台地上，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发掘了7座墓葬。翌年，又发掘了5座墓葬，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调查。1976年，又清理了腰高台山13座墓葬，同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1979年、1980年，考古工作者们考古发掘了750平方米的东高台山遗址，发现了8个灰坑、60座墓葬。“高台山遗址”墓葬的随葬品，有壶、钵，以及罐、碗、陶纺轮、石器等。居住址出土陶器，有鼎、鬲（lì，音力）、甗（yǎn，音眼）、甑（zēng，音增）、壶、罐、碗、纺轮等。

　　经过专家认定，“高台山遗址”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1983年以后，考古界将“高台山遗址”命名为“高台山文化”。经14C数据分析，“高台山文化”距今4355年至3335年之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中期。

　　长卷之战国时代

　　“郑家洼子”墓短剑闪寒光

　　“郑家洼子文化”，以最早发现于铁西区郑家洼子而得名。郑家洼子地势低洼，多沼泽，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

　　1958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件青铜器，包括一把短茎曲刃短剑、一件T字形剑柄、10个十字形节约、9件带钮镜形饰、4件双月形饰、两个凿子、一柄斧子。1962年，又出土了一把曲刃青铜短剑。

　　1965年8月，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考古工作者们，在郑家洼子遗址发掘了14座墓葬。其中的6512号墓葬，为大型土圹竖穴棺椁墓葬。棺椁之间置放着大量随葬品：西侧置放一个剑椟，内有两把曲刃青铜短剑，另有一面铜镜，铜簪、骨簪各一对；北侧置放弓囊，内有两张弓、一束71支箭，弓弭以骨片制成，箭镞为三棱形铜镞；东侧置放3件陶壶；南侧置放4套马头用具。

　　棺内有一具人骨，为老年男性，头上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身上置放4面略小的铜镜形饰；头顶有铜簪、骨簪、小石串珠；颈上、胸前佩戴大石串珠；右腰佩一柄带铜镖木剑鞘的青铜短剑；右膝旁置放刀囊、斧囊，内放刀、锥、斧、凿等；髌骨以下、胫骨四周、脚骨上，均排列着铜泡，显然是死者靴子上的饰物，靴子早已腐烂，但铜泡却留存下来；脚骨左侧，还有一束箭，共98支。

　　“郑家洼子遗址”6512号大墓，共出土铜、陶、石、骨等随葬品42种797件，为辽宁式曲刃短剑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长卷之秦汉时期

　　两千多年前沈阳有人家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沈河区大南街至小南街之间，不断发现汉墓。这些墓葬年代，大体从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这些汉墓主人，显然都是沈阳城内居民。

　　1971年、1975年，在沈阳故宫大政殿前、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挖战备防空洞时，相继发现了沈阳城的古代遗址。两处遗址文化层均厚达6米，第4层为战国汉代层，厚约1.5米。在战国汉代文化层，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处夯土台基。台基平面呈“凸”字形，南北长10米、东西宽8米，最高处存高约3米，其中出土了大量战国晚期绳纹板瓦、筒瓦，以及汉代“千秋万岁”瓦当等建筑构件。此外，还发现了两口古井：一口用青砖砌筑井壁；另一口用15节釉陶井圈上下套接而成。陶井附近出土一只陶罐，里面盛满战国晚期流通货币“一化（一刀）”小铜钱，估计在千枚以上。与此同时，还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陶器残片、钱币等生活用品。

来源：http://news.sohu.com/20081129/n260922721.shtml

释普度 - 2008-11-30 7:53:00

沈阳故宫与沈河区公安分局仅仅相隔一条沈阳路，两处地层堆积又完全相同，所以应为相连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始于战国至汉代。

　　1993年，在沈河区原宫后里修建“东亚广场（兴隆大家庭）”时，意外发现了一道古城墙遗址。经过省、市考古工作者们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发现该古城墙为东西走向，采用黄土先后3次夯筑。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这道古城墙遗址断断续续存长约173米，而最西端还可看出墙体向南拐弯的迹象，可以证明此处即为城墙的西北角。此外，在墙体北侧，还发现了护城河的遗迹，从而证明，这道古城墙遗址，应为城址北墙的西段。从该墙体西北角向东约120米，还发现了大量经过火烧的草拌泥以及瓦片等。考古人员分析，这些遗迹可能是城门楼被火烧后，倒塌而形成的。据此判断，此间可能是城址北门所在地。由于城门应该居于城墙正中位置，所以，该城址北墙的总长度，应该为240米左右。

　　根据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资料记载，经史学家考定，沈阳古城址，即为汉代辽东郡十八县之一的“候城县”，其始建年代，为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以后，距今达2300余年。

　　长卷之辽代时期

　　枯荣相更迭辽金沈州城

　　历史车轮驶向辽代后，沈阳大部分地区属于“东京（辽阳）道”。在辽代统治的200多年间，沈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均得到了空前发展，呈现出城乡相望繁荣局面。

　　辽代时期，在沈阳地区建立了许多州县，重要的有沈州（沈阳）、岩州、辽州、祺州、集州、广州、双州，这些州的城址目前均已发现。尽管沈州城墙尚未发现，目前难以确定城址规模，但根据出土的石刻铭文记载，完全可以确定，沈州城就在沈阳老城区。

　　1996年，位于沈阳故宫西侧的“大舞台”剧场施工时，在地下4米左右深的辽代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处辽代粮仓，其碳化谷物面积达150平方米，厚度20厘米至40厘米。

　　沈州属下的“岩州”，位于辽阳市灯塔西大窑乡石城山上，周长2500米。“辽州”位于新民公主屯乡辽滨塔村，城址方形，南北长320米、东西宽315米，四面设城门。“祺州”为“辽州”属州，位于康平郝官屯乡小塔子村，城址长方形，南北长340米、东西宽260米，设南、东、西三座城门。“集州”位于苏家屯陈相屯奉集堡村，城址方形，边长500米。“广州”位于于洪区高花堡乡高花堡村村西500米农田中，城址长方形，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50米。“双州”位于沈北新区石佛寺乡石佛寺村东北高坡上，城址长方形，东西长370米、南北宽190米，东墙中部、西墙近西南角各辟一城门，城门外皆有瓮城。

　　辽代佛教兴盛，在沈阳地区曾修筑过许多塔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这些辽塔中陆续出土了石函、石碑等文物，为研究这些辽塔修建历史、辽代沈阳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等，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1953年，沈阳城南白塔堡，送给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一方地宫石函，根据石函上镌刻的文字得知，该石函是“南瞻部洲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建于辽代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无垢净光舍利塔”的文物。

　　此外，沈阳地区还有沈北新区石佛寺塔、塔湾塔、新民辽滨塔等。这4座佛塔，均始建于辽代中晚期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可见当时崇尚佛教之兴盛。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记载，60年来，沈阳地区出土的辽代墓葬将近百座，大体分为契丹人墓葬、汉人墓葬两种。契丹人墓葬分布于新民、法库、康平；汉人墓葬主要发现于沈阳市区及郊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契丹人墓葬发现得不多，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发现的。

　　在契丹人墓葬中，最重要的是法库叶茂台墓群。其中，1974年发掘的7号墓葬最为重要。7号墓葬为砖筑，全长16.7米，墓室长7米、宽5.6米，由一个主室、一个前室、两个耳室构成。各墓室均为方形，上有券顶。墓门仿木楹柱、门簪、前檐、檐下斗拱等。前室在三处券门两旁，共绘有6幅人物壁画，画中男子皆作髡发式契丹装束。

　　主室后部置放木制棺床小帐，内置雕刻精美“四神”的大石棺，石棺内装殓一具老年女性骨骸。尸身穿着10余件丝织袍衫和裙裳，头戴4层冠帻，手戴绣花分指手套，脚穿齐膝刻丝软靴；死者佩戴的装饰品，有水晶琥珀项川、琥珀穿金耳坠、玛瑙管金丝球串、球形水晶盒、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尸体贴身以绸带缠裹，上面覆盖刻丝衾被。

　　在棺床小帐内东、西两壁上，悬挂着两幅绢轴画，东面为《深山候弈图》、西面为《竹雀双兔图》。该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而珍贵的文物，有海兽葡萄铜镜、发钗、骨牙刷、鎏金银扣“官”款白瓷碗、“官”款白瓷碗、白瓷盘、影青瓷碗、虾青釉瓷碗、灰青釉花式小碗、青釉小碗、青釉雕莲瓣纹盖罐、铜壶、漆木勺、漆碗、银扣绿玻璃小方盘、玛瑙杯、白釉盘口注壶、“双陆棋”、酱色釉大口罐、酱色釉鸡冠壶、酱釉带盖陶壶、茶末釉鸡腿坛、酱釉小口瓶、镶银扣大漆盘；以及鎏金银鞍桥、绣花障泥、铁马镫、铁衔、镶水晶石辔头、马鞍等马具；还有铁斧、铁锹等工具。专家认定，7号墓葬时代为辽代中前期，墓主人当是一位契丹贵族妇女。

　　此外，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墓群中，1976年发掘的16号萧义墓葬，由于墓室内出土了墓志，记载了墓主人萧义辽代晚期天祚帝时期“北府宰相”重臣身份，以致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史学研究价值。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沈阳市区及郊区的辽代汉人墓葬，除孙允中墓葬在城东外，大多分布在沈阳方城之外的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在这些辽代汉人墓葬中，比较重要的是几座具有纪年的石棺墓：孙允中石棺墓、李进石棺墓、胡化石棺墓、张宁石棺墓。

　　2003年，广宜街路口西北侧施工时，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了5座辽代石棺墓葬，墓室均狭小，仅容置放石棺。据分析，此地应为辽代一墓葬群。

　　此外，2004年至2006年，在大东区八王寺地区，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发掘了29座辽墓。2005年至2006年，在沈河区热闹路发现一处辽墓群，时代从辽代早期至晚期。

　　长卷之金代时期

　　撤州改作县铁器用广泛

　　金代基本沿用辽代州县，只是将许多“州”降为“县”，比如将辽州降为辽滨县，广州降为章义县，兴州降为挹楼县，双州降为双城县，足见当时人口之减少。金代，这些降级后的各“县”，皆划归“沈州”管辖。

　　近几十年以来，沈阳地区发现了许多金代遗址。金代遗址出土文物大多为铁器。1957年，修筑蒲河河堤时，发现了总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民前当铺遗址，在出土的1021件文物中，铧、镬、镰、铡刀、锹、斧等农具、手工业工具、车马器、日用器具、兵器等铁器，占有相当数量，证明此处为金元时期的农家遗址。1974年，在辽中县出土的一件铁犁镜上，铸有“泰和四年高使”铭文。在法库县刘邦屯、新民法哈牛等地，也发现了金代的铁器窖藏。说明金代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已远远超过了辽代。

　　长卷之元朝时期

　　重建沈州城设立“沈阳路”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载：金代末年，沈州城曾毁于兵火，“旧领乐郊、章义、辽滨、挹楼四县，因兵乱俱废”。蒙古占领辽东后，为安置内附军民，便重建沈州城，并于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设立了“沈阳路”，“沈阳”名称自此起始。

　　1970年，在新民张家屯出土了一方铜印，印面正方形，边长5.6厘米，厚1.5厘米，印背置长方形板状钮，钮高3.6厘米。印面阳刻篆字“沈州蘸印”，印背左阴刻“尚书礼部造，至元七年二月日”，右阴刻“沈州站印”，印纽顶端阴刻“上”字。考古专家说，这方铜印，是元代在沈阳设立“站赤（驿站）”的重要文物。证明在元代至元七年，即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之前的1270年，辽沈地区便已设立了“站赤”。然而，当时尚未设立“沈阳路”，仍称之为“沈州”。

　　长卷之明朝时期

　　沈阳中卫城御敌最前沿

　　到了明代，则在沈阳建立了较为特殊的卫所制。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沈阳设置了“沈阳中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辽阳）所辖25卫之一。

　　《辽东志》记载，“沈阳中卫”指挥闵忠，曾大规模重修沈阳城，首次用砖包城墙外壁，开辟4座城门。在明代，由于北方兀良哈三卫蒙古、鞑靼、女真等不断南下骚扰，“沈阳中卫”城的主要功能偏重于军事，城内居民主要是守边军人及其家属。他们守边之余，还要屯田种地。所以，在明代前期曾一度活跃的辽沈地区经济，到了中期之后，由于受到边防日益紧张影响，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所以，近年来，在大东区八王寺地区、沈河区热闹路、市府广场南侧等地发现的明代墓葬，葬制均极其简陋，随葬品仅有一两件酱釉粗瓷碗、罐而已。

　　明代正统年间，为防御兀良哈、鞑靼、察哈尔等蒙古部落骚扰，明朝修建了山海关至开原段的辽东“边墙”。“边墙”从沈阳西侧自南向北通过。沈阳地区还多次发现了明代火器，反映出当时战事频繁。1980年，于洪区老边乡农机厂院内，出土了一件长15.5厘米、直径4.2厘米的铜铳，其尾端刻有“马上佛郎机铳捌仟叁佰肆拾号嘉靖甲申年兵仗局造”字样。据此得知，这是一杆制造于1524年的马上使用佛郎机铳。此外，在于洪区翟家、沈阳市北城墙“九门”附近，都出土过明代铜铳。

　　长卷之清朝时期

　　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

　　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夺取了辽沈地区后，迁都辽阳。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于是，沈阳这座明代的“卫城”，顷刻之间便成为后金政权的“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随即规划改造沈阳城。皇太极继位完成沈阳城改造后，该国号“大清”，确定“沈阳中卫”为“盛京”，从此登基称帝。

　　清代沈阳城，由原有4城门改为8城门，城内修建了钟楼、鼓楼，在城外建立了皇寺庙、四塔四寺，还修建了福陵、昭陵等等，并修建了外城，形成了外圆内方、八门八关的城池布局。2007年，在朝阳街与南顺城路路口东南侧，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大南门（德盛门）瓮城遗迹。瓮城基础采用巨大石条砌筑，十分坚固。

　　作为清朝肇兴之地，沈阳地区还埋葬着一批清朝开国功臣。沈阳解放60周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的考古工作者们，先后抢救性考古发掘了一些清代墓葬，保护了不少墓碑，为研究清史提供了翔实而难得的文物资料。

　　掩卷《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眼前仍浮现着60年来考古工作者们的艰辛足迹。他们用智慧和勤奋，逐渐揭示了一个个地下、地上遗迹的奥秘，从而拉开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深厚文化底蕴的璀璨历史长卷。

　　1、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陶"之"字纹深腹罐”。

　　2、辽代辽州窖藏“石狮茵镇”。

　　3、出土文物元代“釉里红大罐”。

　　4、辽代辽州窖藏“石雕龟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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