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雪忠（上海） 据中国民政部披露，截至6月21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万9181人遇难，37万4010人受伤，1万7397人失踪，累计受灾4555万余人。 　　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人们也开始听到主播们字正腔圆地引述说，地震后的救灾行动再次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们的党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对赈灾行为的政治利用 　　最初听到这段话时，笔者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震惊。笔者原本以为，在被地震夺去生命的69181个亡灵面前，任何政府、政党或个人都会深怀谦卑和哀伤，而不是急切地对一场惨烈的灾难加以政治利用。 　　必须承认，此次地震发生后，中国各级政府的反应的确是不同以往的迅速。笔者甚至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温家宝总理他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深入灾区第一线，在镇定自若的同时又能展现与民同哀的温情。 　　这对笔者来说极不寻常。笔者并不以赞扬政府或政府官员而见长，并一直认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正当的，它并不需要太多他人的辩护，因为它手中强大的公权力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辩护。 　　相反，如果政府决策不公正，或公权力被滥用，其受害者往往是分散的个人，他们很难独力抗拒强大的政府权力。此时，其他人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就显得尤为必要。 　　人们可以看到，地震发生后媒体的报道和政府信息披露都较以往及时、透明。这非但没有引起混乱，反而让中国民众一直保持与灾区同胞休戚与共的情感，表现出让人惊叹的坚韧与团结。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民间自发的灾后救助活动开展得迅速、高效和透明，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国媒体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在灾后紧张的人员救助过程中，几乎看不到对政府和救灾行动的批评和质疑。在那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人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团结、信任和鼓励。

即使是最近有媒体陆续报道灾区校舍的建筑质量、平时各种救援设施和手段准备不足等问题，人们仍多是希望能够从法律、技术和社会机制这些更为具体的层面展开讨论，而不是利用此次不幸的震灾来论证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是否正当、合理。 　　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各大主要媒体的表现却难免让人失望。它们开始将地震后发生的一切用作编写颂歌的题材，而不是冷静地讨论如何才能在今后做的更加出色。 　　在此次救灾过程中，涌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人物。因为其中一些人恰好具有中共党员的身份，许多媒体便不失时机地对此大做文章，将源于高洁人性的义举归功于政治党性。 　　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实际上是极为可笑的。如果一个见义勇为的恰好不幸身患疾病，难道人们也应该把他的义举归功于疾病吗？如果几个党员英雄就可以证明一个政党的先进性，那每年成千上万因腐败被查处的党员干部又能证明什么呢？ 缺乏说服力的宣传 　　其实，任何利用某个孤立的事件论证政权合法性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也不可能有什么说服力。如果你说这次抗震救灾可以证明垄断权力的政权好，别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利用黑砖窑之类的事件证明这样的政权不好呢？ 　　缅甸的政府权力非常集中，能够随意地将首都迁来迁去，但却没有集中力量办好救灾的大事。日本人的政党竞争由来已久，但他们在抗震救灾方面的表现并不让人特别失望。 　　必须承认，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每一位奋战在救灾前线的人都是最为可敬的，没有人会比他们更加不顾个人安危、更加不计个人得失。但作为一个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人们也应看到，即使是考虑当地的地形，巨大的伤亡数字仍可反映中国平时抗震防灾准备的不足。 　　中国在今后很有必要缩减大得惊人的公款消费开支，并不断增加社会发展的开支。中国是一个灾害较为多发的国家，平时的技术、设施和人员准备都极为重要。人们也有理由要求，今后的校舍应该建得更牢固些。那么多学生被异常坍塌的校舍夺去了曾经鲜活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心不已呢？ 　　这次地震对整个中国（甚至全人类）都是一场悲剧。那么多同胞的逝去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切肤之痛。希望不要再有人用它去证明或颂扬什么。没有人需要这样的证明，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证明。

面对被地震夺去生命的69181个亡灵，让我们时刻都怀有一种不失力量和温润的哀伤，始终像尘土一样谦虚、卑微。任何对这场灾难加以政治利用的言行，都是极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人们的良知所难以容忍的。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